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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8、物价像脱缰的野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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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会议室里坐了二十来个人,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穿着T恤或衬衫,有的还戴着太阳镜。台上坐着几个从京城来的专家,头发花白,表情严肃,面前摊着笔记本和搪瓷缸。

    座谈会的主题是“特区精神与思想解放”。

    主持人开场白说完,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发言,说特区要发展,不能光讲口号,要讲制度、讲法治。专家点头,在本子上记了几笔。

    另一个年轻人站起来,说特区的问题不是思想不够解放,而是思想太解放了,走私、行贿、投机倒把,这些都是思想解放的副产品。

    专家又点头,这回点得更深了。

    赵振国坐在角落里,手里转着笔,觉得这会是标准的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。

    直到第三个发言的人站起来。

    那人二十七八岁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夹克,袖口磨出了毛边,但整个人往那儿一站,腰板挺得笔直。

    他说话带着明显的广东腔,“我不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看法。蛇口的问题,既不是制度不够,也不是思想太解放。蛇口的问题是,官不官、商不商。我们蛇口工业区的领导,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?这个问题不搞清楚,什么事都干不成。”

    会议室的空气突然凝固了,几个专家交换了一下眼神,那眼神里什么都有。

    赵振国手里的笔停了。他注意到,台上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专家皱起了眉头,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。

    “这位同志,你这话是什么意思?”老专家开口了,声音不大,但每个字都带着重量,“蛇口的领导干部,当然是党的干部。这是原则问题。”

    穿牛仔夹克的年轻人不慌不忙。他甚至连姿势都没变,还是那样直直地站着:

    “我说的不是政治身份。我说的是工作方式。一个干部,如果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开会、看文件,那他就不适合搞特区。特区需要的是能跑市场、能谈生意、能签合同的人。这种人,不能拿行政考核那一套来要求他。”

    老专家的脸色沉了下来,搪瓷缸往桌上一顿,发出沉闷的一声响:“你这是要搞特殊化?”

    “我不是要搞特殊化。”年轻人声音不大,但很坚定,像是在说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,“特区有特区的规律。用内地的尺子来量特区,量不准。”

    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。赵振国脑子里翻涌着那些模糊的记忆碎片——这场座谈会在前世的历史上是有名的,“蛇口风波”。

    几个年轻人跟京城来的专家发生了激烈争论,后来被写进了内参,引起了高层的关注。

    但他很快把注意力拉回到眼前,那个穿牛仔夹克的年轻人身上。

    座谈会结束后,赵振国主动找到他,递了根烟。

    “李科长,刚才你说的那段,我听着很过瘾。”

    李海接过烟,打量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:“你是哪儿的?”

    “京城的,机关里混的。”赵振国笑了笑,刻意把自己的身份说得轻描淡写。

    “京城来的?”李海也笑了,笑里带着点南方人对北方官僚特有的那种揶揄,“你们京城人最喜欢讲规矩。”

    赵振国掏出打火机给他点烟,自己也点了一根,吸了一口,才慢悠悠地说:

    “李科长,规矩要讲,但特区确实不能跟内地一样。你有没有想过,你说的那些问题,不是靠开会能解决的?”

    李海吸了口烟,眯着眼睛看他:“什么意思?”

    “意思是如果官不是官、商不是商,那不如让商来做商的事,官来做官的事。分开来,就清楚了。”

    这句话说得很轻,轻得像一阵风。但李海手里的烟顿了一下。

    沉默了几秒。会议室里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,只剩下保洁阿姨在弯腰收拾地上的纸杯。

    李海忽然说了一句让赵振国心里一紧的话:“你这是要走资路?”

    赵振国也吸了口烟,笑容很松弛:“李科长,蛇口不就是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吗?”

    两人对视了一眼。李海的目光里多了一点东西,不是认同,不是警惕,而是一种“我在观察你”的审慎。

    都没有再说什么。但赵振国知道,这个人,他记下了。

    从蛇口回到京城的火车上,赵振国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,看着南方的田野一片片往后退。

    稻田、鱼塘、简易厂房,还有那些在路边摆摊卖电子表、折叠伞的年轻人。

    他想起李海最后那个眼神,心里盘算着,这个人或许以后用得上。

    ——

    七月的京城,物价像脱缰的野马。

    赵振国去菜市场买猪肉,前一天还是一块八一斤,第二天就涨到了两块二。卖肉的举着刀,一脸横肉:“爱买不买,明天还涨。”

    他买了两斤五花肉,拎着网兜往回走。路过百货大楼的时候,看见门口排着长队,从台阶上一直排到马路边上,蜿蜿蜒蜒像条蛇。人们脸上带着一种共同的焦躁,那种“再不买就买不到了”的恐慌。有人踮着脚往前看,有人怀里已经抱了好几样东西——暖水瓶、搪瓷盆、布料——恨不得把百货大楼搬空。

    宋婉清那天下了班回来,脸色发白,白得像墙皮。她坐下来,手指绞着衣角,犹豫了半天才开口:“振国,你听说东西涨价的事儿了吗?咱们家存款要不要取出来?”

    “不要。”

    “可是——”宋婉清急了,“你没看见吗?钱不值钱了!今天能买一斤肉的钱,明天就只能买八两了!”

    赵振国放下手里的报纸,看着她的眼睛,语气很平静:“取出来更不值钱。你把钱取出来买了东西,东西也是一样在贬值。电视机明年就降价,你信不信?”

    宋婉清不信。没人会信电视机明年降价。彩电是硬通货,一台日立彩电在黑市上能卖到三千块,比商店标价贵一倍。怎么可能降价?所有人都觉得,电视机就是印钞机,今天买进来,明天转手就能赚一笔。

    但赵振国知道,以后彩电价格就会一路下跌。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——供不应求时涨价,供过于求时跌价。只是这个规律,在这时候还没几个人信。人们被通货膨胀吓破了胆,只看得见眼前的疯狂,看不见疯狂的尽头是什么。

    他没有多解释。有些道理,不是用嘴说就能让人信的。

    夜深了,宋婉清和女儿都睡了。赵振国坐在阳台上,点了一支烟。楼下的路灯昏黄,几只飞蛾围着灯转,影子在地上来来回回地晃。

    他不想做纯粹的金融投机。他想做的是更长线的东西:趁着现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,把现金换成进口设备,运到国内来。设备是硬资产,不贬值,还能用来生产。等过几年人民币汇率稳定了,那些当初用“便宜”人民币买进来的设备,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能。

    更妙的是,这些设备可以租给无线电厂用,租金从承包利润里抵扣。既保住了资产,又降低了税负。资产不落在自己名下,利润也看起来平平淡淡,但每一分钱都在替他生钱。

    一箭双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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