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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35章 谁说生意人就不能有情怀和担当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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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从哈市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。

    季听澜定的车厢是硬卧,她靠在下铺窗边,膝盖上摊着一份材料。

    材料是用牛皮纸档案袋装来的,军区互助社的封条还贴在袋口,已经被她撕开了。

    她手里捏着一份册子,标题用粗体字印着:

    《第39集团军随军家属互助社就业与收入情况统计(1978年12月—1979年6月)》。

    季听澜一页一页翻过去,手指在纸面上划过。

    第一页是总览。

    互助社成立前,全军区待业随军家属共计631人(可劳动人力),平均每户每月额外收入0.82元.

    基本都是帮助军区做一些临时工。

    互助社成立后,就业人数达到289人,平均每户每月综合额外收入39.4元。

    当然这里面叶文熙和成衣社的收入占了九成。

    39块4。季听澜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数字。

    在1979年,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一个军属家庭,除了丈夫的津贴,额外多出了将近四十块钱。

    四十块钱能买两百斤大米,能让孩子从补丁摞补丁的裤子里解脱出来。

    她翻到第二页,是重点案例。

    案例一:郎玉琴,女,65岁,原待业。孙小兰,女,27岁,原待业,二人为婆媳关系。

    互助社成立后,郎玉琴担任成衣社炊事员,月收入28至40元。孙小兰任成衣社缝纫一组组长,月收入90元左右。

    目前该家庭从原本的拮据度日,靠着技艺和双手,借着文熙成衣社这个平台,成了军区收入最高的家庭之一。

    案例二:王映雪,女,22岁,烈士遗孀。

    原无工作,需负担母亲医药费及家庭开支,一度靠借债度日。互助社及成衣社成立后,王映雪担任管理助理,月收入45元。

    其母亲韩玉兰由互助社协调中医进行康复护理(护工费用由成衣社承担30%),目前已能有较明显恢复,家庭月收入从负转为正。

    案例三:周品德,男,61岁,原哈市第一机床厂八级钳工,退休。

    随军后一度赋闲在家,技术荒废。

    互助社成立后,周德贵被任命为机械维修培训讲师,为军属传授维修技术,月收入32元。

    同时协助成衣社维护缝纫设备,解决机械故障12起。自称“老同志还能发挥余热“。

    八级钳工,那是工人里的顶级职称,比大学生还金贵。

    这样的人才,退休后跟随子女随军,差点就在家属院里晒太阳晒到进棺材。

    现在被互助社挖出来,重新亮了相。

    季听澜继续往下翻。

    后面还有几页,记录着军区筹备技术培训的开班情况,缝纫基础班、机械维修班、卫生护理班、文化扫盲班....

    最后一页是张主任写的一段话,钢笔字,遒劲有力:

    “随军家属问题,历来是部队稳定之基石。互助社成立半年来,以就业促稳定,以技能促自立,成效显著。叶文熙同志在成衣社基础上牵头推动互助社建设,将商业运营与社会责任相结合,实现了经济效益与部队稳定的双重目标。形成了‘企业带动、技能支撑、就业落地’的良性循环。”

    季听澜合上册子,靠在窗边,望着窗外。

    火车正驶过东北平原,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,绿油油的,在夏风里翻着波浪。

    远处有几座低矮的土房,炊烟袅袅地升起来,被风吹散。

    季听澜靠在卧铺的枕头堆上。

    她没去过去军,但是她能想象到那是一个什么地方。

    围墙,番号,那是条令条例织成的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

    在这里,家属的身份就是“家属”,伴随她们的只有随军和待业、还有‘等’。

    等着丈夫下班,等着孩子放学,等着每个月那几十块津贴掰成几份花。

    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封闭的空间里,竟然有人在里面翻了天。

    而这一切的发起者、推动者,是叶文熙。

    季听澜想起上一次她跟叶文熙要推动的素材时,叶文熙对互助社的事只字未提。

    直到看见张主任寄来的这封包裹,季听澜心里最后一丝顾忌彻底烟消云散。

    成衣社是生意,互助社是人心。

    她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却把人心藏得严严实实,仿佛那只是顺手为之,不值一提。

    叶文熙的确是生意人。她甚至还想做得更大、更强。

    这有什么错呢?

    季听澜觉得自己之前钻进了一个死胡同,她一直在想着弱化商业的痕迹。

    可谁说生意人就不能有情怀和担当呢?

    叶文熙做到这个份上,她是有目的又怎样?她是精明又怎样?

    “呵...”季听澜发出一声低低的自嘲。

    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。

    这是最有力的佐证,比任何资质文件都管用,比任何“看起来干净、无资本化痕迹”的包装更直抵人心。

    季听澜伸出手,从包袱里摸出一个硕大的牛皮纸信封,这个信封她已经拆过了,只是今天还想再看看。

    她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,散落的纸张铺满了半张卧铺床。

    有的是田字格作业本撕下来的,蓝绿格子,钢笔字一笔一画写在格子里,字迹歪歪扭扭,像小学生作文。

    有的是红框信纸,老式的那种,四周印着红色花边,中间是横线,抬头写着“敬爱的组织”。

    还有的是牛皮纸,厚厚的,泛着油光,字是铅笔写的,字迹有些看不太清。

    最让她心口一紧的,是一张包装纸的背面。

    能看出是从饼干盒或者点心匣子上撕下来的,正面还印着褪色的“上海”字样和几朵红花。

    背面用圆珠笔密密麻麻写满了字,有的笔画因为纸质太光滑而晕开,像泪痕。

    这些纸,是家属们实在找不到正经信纸,翻遍家里每个角落凑出来的。

    季听澜拿起那张田字格的。

    “...以前我每天就是做饭、洗衣服、等他回来。现在我能踩缝纫机了,李师傅说我针脚走得比谁都直。上礼拜我领了第一笔工钱,四十八块钱,我给我闺女买了双新鞋,她高兴得晚上抱着鞋睡的...”

    她又拿起红框信纸的。

    “我家老头子退休五年了,天天在院子里晒太阳,晒得跟块木头似的。现在他去互助社教钳工,回家来竟跟我说‘他们都叫我周师傅,哎呀,老婆子,我五年没听过这个称呼了。’我家老头子说这句话的时候,眼眶都红啦...”

    她拿起那张白纸,看着上面秀丽的字体。

    “....孙成林走的时候,我以为我这辈子完了。是叶同志把我拉起来的,她说‘小雪,你的努力和坚韧让我感动’。明明是她做出的那些事儿,救了我。”

    季听澜拿着这些纸,一张一张地看,一遍又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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